從中國歷史脈絡認識“中華民族”概念

　　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概念在中國社會的發展，有三個事件值得特別關注：一是1902年，梁啟超首次提出“中華民族”概念；二是1939年，顧頡剛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首次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引發學界對“中華民族”概念的大討論；三是1988年，費孝通發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提出“多元一體”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特征。

　　這三個事件在“中華民族”概念的學術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某種程度上亦可視為“中華民族”概念在中國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梁啟超、顧頡剛、費孝通對“中華民族”概念的闡釋，為我們在新時代深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和啟示。

　　梁啟超、顧頡剛、費孝通對“中華民族”概念的闡釋

　　1902年，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概念。此前，他曾發表一系列縱論中國歷史的論文，提出了“中國民族”等含有中國民族總體意義的詞匯。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并在1905年發表的《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比較正式地使用了“中華民族”概念。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再次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軌跡及內部各種復雜成分進行全面研究。此文中，梁啟超把“對他而自覺為我”的“民族意識”作為中華民族的本質特征。這一闡釋不但符合梁啟超求同胞團結一體以“御他族”的初衷，也與他先前對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進行整體觀察所形成的“中國民族”等思路契合。

　　1939年，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華民族危亡之際，顧頡剛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在學理上進一步豐富完善了“中華民族”概念，認為“中華民族”的稱呼雖然近代才出現，但作為一個實體，它的存在卻已有幾千年?！爸腥A民族是一個”的觀點，一語道出中華民族的本質與精髓，即中國各民族一體。這對認識“中華民族”概念，既是學理上的升華，也是內涵的豐富與拓展。

　　1988年，費孝通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費孝通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闡述，無論是歷史視角、框架內容還是基本論點，均與1939年顧頡剛的論述接近，尤其是關于中華民族逐漸走向一體的歷史進程的描述，均與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基本論述相吻合。

　　費孝通并非歷史學家，為何在提出和論證“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時，也同樣完全立足于中國整體歷史、從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來進行論述與闡釋？對此，費孝通在1993年有一段含義深刻的回答，“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抄襲西方現存的概念來講中國歷史的事實”“中國民族的實質取決于中國悠久的歷史，如果硬套西方有關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圓其說”。

　　這番話既是費孝通自己闡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深刻體會，也是對為什么必須從中國歷史脈絡來認識和闡述“中華民族”概念的一個回答。

　　“中華民族”概念誕生以來，梁啟超、顧頡剛、費孝通三位學術前輩對“中華民族”概念的闡釋，盡管因時代背景的差異而各有側重和不同，但三人認識“中華民族”概念的學理路徑卻驚人相似——均從中國歷史脈絡來認識和闡釋“中華民族”概念。原因在于，從中國歷史脈絡認識“中華民族”概念，根本上是由“中華民族”概念的屬性所決定的。換言之，唯有從中國歷史脈絡出發，才能充分認識和理解“中華民族”概念。

　　對中華民族形成起決定作用的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

　　從梁啟超、顧頡剛、費孝通有關“中華民族”的論述與闡釋，可以清楚看到兩個突出的共識：

　　第一，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實體，并非是近代才出現的，而是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梁啟超指出：“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缡沁f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鳖欘R剛認為“中華民族”的稱呼雖然近代才說出來，但其存在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費孝通用“自在”與“自覺”來區分中華民族發展的兩個不同歷史階段，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

　　第二，中華民族具有混合、交融之特性。梁啟超認為，“現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顧頡剛指出，“整部的中國歷史的主要問題就是內外各族的融合問題”。費孝通對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軌跡則作了這樣的概括：“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p>

　　梁啟超、顧頡剛、費孝通三人之所以能在以上兩點產生高度共識，原因在于他們均從中國歷史脈絡來認識“中華民族”概念，這是他們基于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深刻洞悉得出的真知灼見。各民族交融匯聚是中國數千年歷史發展的一個主流，中華民族正是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交融匯聚的產物，其形成與發展伴隨著中國歷史的進程，這正是唯有從中國歷史脈絡出發才能真正認識“中華民族”概念的原因。

　　在中國歷史上數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有兩個基本趨勢異常明顯：第一，中國歷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總體趨勢，是朝著民族關系愈來愈密切，民族混合與交融程度愈來愈深，愈來愈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方向發展。這個日益緊密聯系的整體，正是費孝通所言中華民族“自在的民族實體”。第二，由于中國歷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總體趨勢是由松散到緊密、由多元趨向一體，因此，中華文明事實上是由中國各民族所共同創造的。誠如歷史學家翁獨健指出：“中華民族的經濟文化，不是由某一個民族創造的，而是由我國所有民族（包括歷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共同創造的?！边@種由所有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明（即經濟與文化），同樣成為讓中華民族這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緊密聯結的紐帶。在中國歷史上形成并且日益緊密聯結的中華民族這個“自在的民族實體”，正是近代“中華民族”概念賴以產生并被廣泛認同的歷史基礎。

　　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顧頡剛認為，民族是“營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團結情緒的人們而言”“民族就是一個有著團結情緒的人民團體，只要能共安樂、同患難的便是，文化、語言、體質倘能混合無間，固然很好，即便不能，亦無礙其為一個民族”。這也正是顧頡剛所言“中華民族是一個”中“民族”一詞的含義。顧頡剛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民族”一詞意涵的。對于歷史悠久、傳統深厚的地區及人群而言，“民族”的內涵均與其歷史密不可分。正如費孝通所言：“中國民族的實質取決于中國悠久的歷史?！逼渲酗@然已飽含對顧頡剛當年“中華民族是一個”觀點中“民族”一詞內涵的深刻理解。

　　中國數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既有民族間的和平交往，也伴隨著戰爭、征服等高昂代價。正如梁啟超概括中華民族特征時所言：“此復雜鞏固之民族，乃出極大之代價所構成?！睔v史上各民族混合、交融與凝聚的過程，不但形成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的歷史記憶，也鑄就了共同的歷史命運。近代以后，面對列強的侵略，中華民族開始“深深認識到他們的共同命運”，由此喚醒有“共同命運”的整體之自我意識。

　　事實充分說明，對中華民族形成起決定作用的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而不是種族、血緣、地域、宗教等因素。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概念的產生、傳播并為中國社會所接納的過程，正是中華民族從“自在的民族實體”向“自覺的民族實體”轉化的過程。這一轉化固然是由近代以來列強的侵略即外部刺激所催化的，但其內在的基礎卻是數千年各民族交融匯聚形成的。歷史證明，中華民族是由共同的疆域、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精神聯結起來的民族實體。

　　梳理“中華民族”概念的幾點啟示

　　從梁啟超、顧頡剛、費孝通對“中華民族”概念的論述與闡釋，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從梁啟超、顧頡剛、費孝通三人均從中國歷史的視閾提出和闡釋“中華民族”概念來看，對中華民族的認識與中國歷史密不可分。三人從中國歷史脈絡探討和認識中華民族，形成了兩個重要共識：一是盡管“中華民族”概念是20世紀初產生的，但中華民族作為實體卻并非是近代出現的，而是自古以來就存在；二是中華民族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

　　第二，“中華民族”概念的本質是中國各民族一體。這“一體”并非出自近代的建構，而是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交融匯聚的產物。中國歷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總體趨勢是朝著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彼此密不可分的整體的方向演進。這種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發展歷程，使中華民族不但形成了共同的歷史記憶，也鑄就了共同命運。近代以來列強的侵略使中華民族深深認識到共同命運，開始由“自在的民族實體”向“自覺的民族實體”轉化。

　　第三，過分拘泥和糾纏于狹義的“民族”定義，有礙對“中華民族”概念的認識與理解。費孝通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抄襲西方現存的概念來講中國歷史的事實”“如果硬套西方有關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圓其說”。從很大意義上說，由中國歷史脈絡認識“中華民族”概念，正是梁啟超、顧頡剛、費孝通三位前輩大師留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ㄗ髡呦邓拇ù髮W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作者：石碩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報

　　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21-12/07/content_20178.htm